【问】《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阅读之后，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答】该工程总拨款是1990年代后半期的1800万元，其中，用于碳素测年检测仪器设备的购入和使用方面的花费是1600万元。工程之中，主要的人力物力是集中在克商年、克夏年和夏禹元年三个方面的测年，尤其是聚焦于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这样，《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主要篇幅就是体现在田野有机样本的检测数据表格系列。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一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引言”；第二章是“西周年代学研究”；第三章是“武王克商年研究”；第四章是“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第五章是“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第六章是“夏代年代学研究”；第七章是“夏商周考古年代的14C测定与研究”；第八章是“夏商周年表”。一言以蔽之，整个《报告》大部分内容都是田野考古与14C测年，文献与金文历谱占了比较小的一个比例，天文考古内容所占比例更小（只有几页纸）。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当时是算作一个国家级科技工程实施的，最后也是由科技界组织人员验收的，这里所表现的科技含量就在14C测年工作之中。

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西亚两河流域古埃及考古不同之处，在于我国三代遗址众多，地层（文化层）都很连续（中东西亚那边古遗址不如我国三代遗址多，每个遗址的文化层连续性不如我国那样好），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三代考古可以获得大量碳标本，大量使用系列碳标本作连续测年。而中东、西亚考古学中的年代学研究手段只能以14C测年技术为辅助手段，以天文计算作为主要手段。所以，欧美图书馆里的“年代学研究”是作为天文学一个分支附属于天文学大类之下，而不是另外单独划分出一个14C测年学科。

简而言之，夏商周断代工程总费用1800万元中，大头是用在了克商年范围的14C测年。即为了获得一个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工程官方投入了最多的机器设备经费、田野取样经费、研究人员经费，以及从首席科学家到每一个基层员工的最大精力和最多时间。

对于“BC1050～1020”这样一个耗费了最多人力物力财力的克商年范围结论，我们社会公众不能轻视、忽视和淡漠对待。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宣称他研究出了唯一正确的克商年时，你应当首先看他的克商年是否落在BC1050～1020这个年代学区间之内。若不是，那意味着他的克商年是错误的——“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就该有这样的功效。否则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作为一本厚度达到544页、16开本、83万6千字，用了20年时间才得以出版发行的重要学术著作，它是浪费了时间和金钱。然而这又不像是那么一回事！要否决掉这么一部大部头严肃学术专著，显然你要具备多学科知识和高水准知识品味。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善于学习和研究的国度，具备多学科知识和高水准知识品味的人，应该说是几乎没有。

因此，我本人就是坚持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克商年范围结论来看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克商年民科结论的——如果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根本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精力去关注它。要明白：浪费人的时间精力等同于谋财害命！

【问】是的！社会上宣称自己得到了唯一正确的克商年的人不计其数，但20年里，我们几乎没有见到有人综合文献数据、天文数据和14C数据对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进行剖析和否决。那些宣称自己解决了克商年难题的人，全都把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当做不存在的事情，而不置一辞，只顾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说自己的克商年是正确的。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例如张闻玉那种人，他就是从来不提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他以为不提它，它就不存在了，就不会对他的克商年结论“BC1106”产生排斥作用了。那些以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参与人员全都是一群草包，工程成果全都是学术垃圾、一无是处的人，显然自己也是十分不妥善之人。

好吧，我们换一个话题。我们想知道，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在你自己心中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它是你所谓的“金标准”吗？

【答】我之所以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官方确立的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明确为判断克商年结论真假的“金标准”，是因为我这20多年来见到了不计其数的民科官科宣布自己的克商年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面对如此众多而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结论，我总不能把自己的克商年月日结论（“BC1046.1.20”）当做金标准去进行衡量而决定别人克商年的真伪吧？我总得拿一个中立客观的衡量标准去考察别人的结论之真伪。这样，我就把“BC1050～1020”确定为金标准（当然，我也是仔细看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们从文献记载的年代数据视角、从天文年代视角、从田野文化层和碳标本测年数据视角撰写的文章。三个学科的专家们从三个视角得出了同样的年代范围结论这一情况，让我相信这个年代范围结论是可信的）。假如我同一位网友进行网络对话，说着说着，对方就告诉我他计算出来克商年应该是BC1105，那么我立刻会援引夏商周断代工程克商年范围结论“BC1050～1020”，而对他的克商年结论表示拒绝。

至于我本人，在本世纪初（2001年底）因购入江晓原《回天》一书开始介入克商年研究以来，我一直都是把放宽条件的“BC1100～1000”作为克商年范围。不过，实际上，因为我据以研究克商年的解题思路是“五星聚房”思路，这个罕见天象是千年一遇，所以“BC1100～1000”这个100年的克商年范围我也不太关心。反正就是从“头年五星聚+次年岁在鹑火”这个思路来解题的话，其结果必然是“BC1046.1.20克商”，而这个日期正好落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官方确立的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之中，仅此而已。换言之，从五星聚思路解题的话，本来是根本不需要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弄一个“克商年范围”的！而之所以想到弄一个“范围”，实在是出于我们整个民族不擅长逻辑推理，以及我们中国整个学术界天文数理建模能力太差的缘故，以至于来一个“将勤补拙”——先搞它一个“克商年范围”。这真的是笨人笨办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三代遗址众多，文化层丰富且连续不断的缘故，这的确让我国田野考古人与14C测年专家有事可干（反正他们不愿意闲着）。一言以蔽之，弄出一个“克商年范围”实在是因为我们民族不善于天文数理建模计算的缘故。而我之所以要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克商年范围“BC1050～1020”确立为判断克商年结论真伪的“金标准”，是因为和我对话的人，以及我所见到的人，全都是天文数理建模计算方面一窍不通之人，我拿天文数理建模计算说事就等于对牛弹琴，那么，如何回应这帮人呢？最好的办法，最简单易懂的办法，就是亮出“金标准BC1050～1020”，只有这个他们才懂（至于他们接受不接受，同意不同意，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问】我国民科实在太多！甚至我国所谓的“官科”们，在本质上也是民科——当然是升级版的民科！那么我请问，为什么我国民科那么多？

【答】民科就好比是一棵长歪了的树。我国的科研土壤特别贫瘠。在贫瘠土壤中树木容易长歪。也就是说，我国历史文化基因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专门研究人际关系的民族，讲究感性思维，所以对逻辑数理推演这档子事情格外地不擅长。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产生的民科当然也是不擅长逻辑推理思考。例如，民科们宣称，用外国儒略历不能推定中国克商年，而中国王朝历法本身也经常因“改历”而弄得很复杂，因此克商年难题无解。这里，就表现出他们知识上的缺陷，以及缺乏数理训练。这里，我要严肃指出：三代历史延续到今天，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会变化的——那就是太阳每天升落一次！基于这一逻辑推定，我们可以说，从周武王克商杀纣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公历2022年9月13日），太阳都是遵循着每天升落一次的行为规律。好，有了这一推定，那么，我们可以不管中外历法如何的不同，也不管三代历法如何复杂地并存并用，以及从夏商周到宋元明清中国王朝历法是如何反复改变，我只负责计算从克商日到今日（2022年9月13日）的太阳升落次数（也就是“日数”）。具体的算法是：利用文献记载的商周交替之际发生过“五星聚房”，其会聚度是不大于7°，把计算机拿来强迫它对人类六千年文明史上的五大行星运动（会聚天象）进行按秒计步的“地毯式搜索”，这样就搜索到：❶BC1953五星聚室，会聚度4°；❷BC1059五星聚房，会聚度6.5°。显然，第一个五星聚发生在夏代，舍去。这样就知道BC1058就是周文王元年，一个岁星周（12年）后的BC1046就是克商年。这一年的第一个甲子日（公历1月20日）就是克商日。再然后，把“BC1046.1.20”的儒略日求出来，是“1339391日”；接着，再把今日（AD2022.9.13）的儒略日求出来，是“2459836日”。于是，从武王克商杀纣那日起，到今日（2022年9月13日）为止，我可以准确说出这段时间内太阳总的升落次数（也就是“日数”）：它是2459836-1339391=1120445(次或日)。“1120445”就是从克商日算起到今日（2022.9.13）为止的总日数。按1年=365.24219日计算，这“1120445日”合3067.6768年。也就是，从武王克商之日到今日（2022.9.13）为止，已经过去了3067年。

当然，你会说，“五星聚房”所对应的绝对年代“BC1059”依然是外国历法“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执行的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这又牵涉到外国历史上的改历，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啊！

对此，我的回答是：“儒略历”只是借用来的一部“伪历”，它本质上还是“太阳升落次数”的计量，同“儒略日”意思一样，只不过儒略历采取了“年月日”形式（而“儒略日”单纯采取“日”的形式）。儒略历之所以要采取“年月日”形式，或者说我们历史年代学研究中不采用“儒略日”，而采用“儒略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年月日”形式，我们肯定不习惯说克商时间是“1120445日”，而愿意说克商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至于儒略历不精确（如未采用精确“岁实”——1年=365.24219日），以及我们现代冬至日在12月22日，而克商年冬至日在12月30日的冬至日不一致问题，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历史考古年代学上讲的“儒略历”只是一种“伪历”而已，它仅仅用于帮助我们以“年月日”的习惯纪年纪月纪日而已，况且今日世界各国历史考古界全都采纳“儒略历”来对古代历史年代进行纪年纪月纪日表达（虽然对于中国三代历史和古埃及历史及西亚苏美尔巴比伦历史，儒略历因为诞生得很晚而并没有并行使用过），例如古埃及、西亚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年代，都是统一使用“伪历”——“儒略历”——表达，这样也便于世界各国历史的比较。一句话，“儒略历”在本质上是古代历史上“太阳升落次数（日数）”的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表达形式，因此它无关乎各国古代历法的阴阳历性质及改动变化，也无关乎中国古代王朝历法的阴阳历性质及改动变化。凡是认定“儒略历”不能表达中国克商年的人，或者认定中国王朝历法多变，以至于今日无法精确定位克商年月日的人都是民科——也就是头脑不清楚的“科学研究者”，或者说白了就是一棵长歪了的树而已！

一句话，克商年月日是可以通过文献记载的“五星聚房”和现代电脑地毯式搜索得到的BC1059“五星聚在6.5°天区范围内”的罕见天文事实进行准确匹配算定的。然后我们再用电脑为我们数出克商年月日到今日（2022.9.13）的太阳升落次数（日数），再经过精确换算，就知道克商年距离今年（2022年）是3067年。

那些胡说因为中外历法不同、古今历法不同，从而无法在历法史角度为克商年月日定位的民科，都表现出其思维上的深刻缺陷：没有经历过严格和深入的数理抽象训练，从而不知道“儒略历”的背后其实是太阳升落次数（日数）。而太阳升落次数（日数），我们可以笃定相信：自从武王克商到今天，太阳都是严格遵循每24小时升落一次的行为规律的，不会有破例（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它，但可以把它当做不证自明的世界公理）。

【问】经你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许许多多的民科，因为数理推演能力太差的缘故，从而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资格从事历史年代学研究的。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历史年代学方面的民科人数那么多？

【答】“人数多”可以用“草根”来比喻。有多少根草，就会有多少个民科。也正因为民科都是草根，他们就不会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也就是不会有负责任的机会，而“无官一身轻”，不需要负责任的人，他当然是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不必顾虑严重后果的。作为对比，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是遇到过一次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严重责任的事情的：199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上要举行世界摩托艇大赛，赛前需要以“浙江省人民政府”名义出具一份开幕式宴会请柬，请柬以汉语为主，辅以英文翻译。其中的英语翻译是委托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为省政府请柬作翻译，责任重大！因为这一次世界摩托艇大赛是浙江省有史以来（到2022年为止）所举行过的最大国际赛事，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国，除了参赛者，尚有各国体育官员和新闻记者，总人数大概有几千人吧。这么多外国贵宾，如果人手一张翻译蹩脚的请柬，那会令浙江省政府面子难堪！那个时候是1995年，改革开放虽然也有十几年了，但浙江人杭州人中谁也没有见过外国政府的请柬，也就是没有参考资料可以现成抄袭。而一旦把翻译搞糟，丢尽了省长的面子，他有权让你难堪一辈子！这个时候，真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翻译行为负责任的时候：一方面数千张请柬的印制需要一大笔钱，翻译坏了，就要浪费一大笔公款；浪费公款还算不得大事，最主要是丢人现眼，让省长面子难堪（在我以前真的发生过这种蹩脚翻译丢人现眼的事，惹得省长大人破口大骂，而听者人人自危）。幸亏我干成了，事后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奖励。所以，回到历史考古年代学方面来，为什么那么多民科在没日没夜喋喋不休？主要原因是他们是草根，不用负责任。假如，把其中一个民科的克商年月日印到课本和字词典上去，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墙上，通过中国外交部照会文件散发到世界各国，万一遭受非议并被证伪，那得浪费多少印制费用和人力物力？那得让中国政府面子有多难堪？所以民科的研究成果很难被采纳，原因就在于民科不负责任，也负不起责任。既然不需要负责任，也不会遇到需要负起严重责任的机会和场合，那他们当然可以天天唱山歌那样到处宣讲自己的克商年研究成果了。

【问】你刚才说中国历史考古界的官科实际上也是升级版的民科，或者说是披着官科外衣的民科。那么好吧，既然民科忧虑历法复杂多变使得我们不可能复原克商年月日的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不懂一个道理——“儒略历”本质上不是历法，而是以伪历法形式出现的“太阳升落次数（日数）”的累计方法，那么请你举出若干个例子来说明“官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答】好的。美国里海大学汉学家班大为教授先是把克商年月日确定为“BC1046.1.20”（正月甲子），后来把这个克商年月日微调为“BC1046.3.21”（二月甲子）。这是因为《史记》里面有时候记载说武王克商是在正月甲子，有时候又记载说是二月甲子，这里面牵涉到殷历和周历并行、并用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说不清楚。而刘次沅则判定他算出来的克商年月日“BC1046.1.20”是一个罕见的周历正月建亥案例（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P.182。这一页文字出自刘次沅之手。古书记载的正规的周历正月是建子）。张政烺则引用清代广东学者邹伯奇（1819～1869）的论文《学计一得》卷上《太岁无超辰说》里面的克商年结论——BC1070（太岁在辛未），据说这是使用殷历复原的克商年。从以上举出的三位中外官科的克商年论证思路来看，确实在商周王朝交替之际存在着复杂的周历、殷历并存、并用的问题，好像印证了民科们关于历法混乱导致无法利用文献中的历法资料复原克商年月日的担忧。

我对周历殷历并存并用问题的破解之道是：不使用关于克商年月日的历法资料，也就是不管克商年月日是使用周正还是殷正，我只管一件事：把周王朝的建立看成是“天地重启”（类似于电脑重新格式化），因为周武王打破了殷商的天下，而进行天地秩序的重建（以便建成一个周王朝的天下）。而关于天玄地黄，天地开辟的古华夏创世论，其创世的数理过程特征是古文献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宣讲过的：天地开辟于甲子朔旦冬至的时刻（见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卷三上），即周朝天地开辟于年节为冬至、月节为朔旦（初一）、日节为甲子的“三合一”日子。通过“五星聚”思路和克商之年“岁星复在鹑火”的记载，可以通过英国天文软件SkyMap看到BC1047.12.30是一个冬至日和初一日二合一的日子，而从BC1047.12.30到BC1046.12.30这一个完整的太阳年里，总共有六个甲子日，那么第一个甲子日“1月20日”就必定是克商日。余下的五个甲子日（从第二个甲子日到第六个甲子日都不会是克商日，因为它们都不带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再开元”意义）——也就是，最接近克商年（第一个）冬至日的甲子日必定是整个周王朝800年历史中无数个甲子日中的第一个甲子日！这样的开元时间的选择和确定，就必然超脱于“周正建子”的历法窠臼！也就是无所谓刘次沅争辩的“周初历法建亥”的问题了！也无所谓令班大为患得患失的“正月甲子”抑或“二月甲子”问题了！更无所谓克商年月日记载是用殷历还是用周历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武王选择牧野决战的日期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周历下或殷历下的日期，而是从华夏创世论角度考虑一个理想的周王朝开元日子——冬至、月朔、甲子三日合一！但因为干支纪日法是传承自夏商，牧野决战的甲子日不能和冬至日、初一日合三为一，那么就退而求其次，选择冬至、月朔二合一之日起顺数的第22日（廿二日，甲子日）举行牧野决战。

从以上我求克商年（用五星聚记载）和求克商月日（用华夏创世论）的方法来看，可以看出，中外官科们（如班大为、刘次沅、张政烺）依旧像我国广大民科一样被三代王朝历法弄迷惑了，从而无法决定性地选择正确的克商年、克商月和克商日。也就是说，我国广大历史考古官科在本质上还是民科，无非是披上了官科外衣，他们和民科一样，都缺乏数理逻辑训练，抽象思维能力太差！

【问】请问一个人应该如何避免像民科那样长成一棵歪树？

【答】要从青少年时代抓好数理逻辑训练。一个人一旦进入成年时期，他的思想就不再具有可塑性，而高度定型化了，其知识结构也随之定型了。就是说，民科们通常立足于他们那有限的（贫穷的）知识和感性思维来高度地抗拒数理模型——例如他们会不承认“国际历史考古界使用的儒略历在本质上不是一部生活历法，而是一部以生活历法的面目伪装起来的太阳升落次数累计法”！因为他们不善于抽象思维，他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支持这样的解释！所以，我对民科总是回避对谈，因为是对牛弹琴，纯属浪费口舌。这不是不尊重人，这是在保护自己，避免宝贵的时间精力被白白浪费消耗，毕竟人生在世的时间有限，而要对方在年龄上退回青少年时代，以便重新长成一棵高大端正的大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问】趁你今天谈论“用欧美儒略历日期表示

古代中国克商日期”问题的机会，想请你再一次澄清“儒略历”的概念，好吗？

【答】好的。正如我们在百度百科词条“儒略历”中所看到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是由古代欧洲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凯撒在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执行的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5年1月1日之前，儒略历还没有诞生和使用。但是，在现代国际历史考古领域，却经常可以看到用儒略历日期表示的远超公元前45年的各种历史日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儒略历”穿越到了公元前45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而是表示：现代国际历史考古界为了统一表达史前史年代日期而一致选择了“儒略历”，把这种从公元前45年到公元1582年之间连续使用在西方真实社会生活中的历法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日子计数法（或一种“伪历法”，或一种“超历法”），从而使得史前时期（公元前46年及之前）的任何日期都能够得到统一的方便表达，这样表达出来的史前日期并不表示史前社会真的使用过“儒略历”，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儒略历”。例如，中国古代的天皇登基之日，经我研究，可以用儒略历表示为“BC2607.11.27”（尽管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这里，儒略历的年月日实际上仅仅表示了日数的累计，而并不表示“BC2607.11.27”中的“11.27”是和今年（2022年）下半年的11月27日一样的日子。事实上，那一年（BC2607）的秋分是在10月13日，冬至是在1月10日（作为对比：2022年的冬至在12月22日，春分在3月20日，夏至在6月21日，秋分在9月23日）。所以，今天我们在历史考古领域使用的儒略历日期，仅仅是一个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一种方便的历史日期表示法，并不代表史前中国或外国社会使用过这种历法。由于历史考古领域使用的儒略历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日数累计法，所以它具有超脱性，而可以应用于中国古代史上的日期表示，并不会扭曲或干扰我国古代的自有历法，但要注意用儒略历表示的日期并不自动对应今天公历上的二十四节气。